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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病理

　　文艺复兴时期，复活的古老经典恰逢印刷术的春风，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路德（Luther）、哥白尼（Copernicus）和维萨里（Vesalius）开启了新的世界，病理解剖学也作为一门单独的科学开始了求索之路。

　　我们已经了解到人体解剖学研究的价值如何被十二到十五世纪的新兴大学所发掘，又如何在伽林的权威笼罩下归于沉寂。解剖结构的变化与疾病相关是显而易见的，伽林对此的系统性总结如今看来已少有可取之处。然而当时的人们对这些变化却不甚关注，除了外科方面；在疾病解释上，新医学院最优秀的思想者也满足于希波克拉底、伽林以及阿拉伯前辈的理论。

　　每个时代都会有独立的意志，此时自然也不例外，而新的自由赋予了他们机遇。在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引领下，佛罗伦萨城鲜活多姿，在这里，医生安东尼奥？贝尼维耶尼（Antonio Benivieni，约1440—1502）成为了新时代医学的开路先锋。他的成就或许完全仗印刷术的出现，但更可能是新生的思想者与热忱的时代相结合的产物。

　　他的生平相当不详，显然出生于佛罗伦萨并在那里行医愈三十载，但求学何处、师从何人却不得而知。安东尼奥过世五年后的1507年，他的兄弟杰罗姆（Jerome）整理出他细心保存的病例记录，并在他的老友、著名医生珍？罗莎托斯（Jean Rosatus）的鼓励下成书出版，若非如此，我们将完全不知道此人的存在。这本经典小书名为De abditis nonnullis ac mirandis morborum et sanationum causis，注意“abditis”一词。自爱拉吉斯拉特之时起，这是医生第一次可以不受约束地通过例行尸检来探求病症的“潜藏”或内部原因。这本书由一百一十一篇短篇组成，包含了贝尼维耶尼或他的朋友所进行的二十例尸检的发现。

　　书的开篇描述的是高卢病（Morbus Gallicus）。与文艺复兴一同到来的还有梅毒，这一新的灾祸在欧洲快速蔓延，贝尼维耶尼的寿命也因此打了折扣。但在人生末年他显然对该病进行了大量观察，并准确描述了它的表面症状，包括颅骨侵蚀——比起现在，这一病症在当时似乎更加普遍。

　　然而这本书的精华则在于尸检中的观察。就目前所知，向病人家属申请对病情不明的死者进行尸检，贝尼维耶尼是第一个。鉴于现下存在一种奇怪的错误倾向，即突然给每一门科学指定一位创始人，他常被称为病理解剖学之父。

　　但他终究没有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打下什么基础，并受时代影响迷信鬼神，所引用的科学权威亦未超出伽林的范畴。也不能说他对后人的科学思想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尽管许多人引述了他的言论。他最伟大和长久的贡献在于所开创的先例。

　　书中的描述都十分简短，须知实际措辞可能部分是由杰罗姆？贝尼维耶尼完成的。尸检完全是为了确定疾病所在的部位，或者解释涉及某一特定器官或部位的症状。他们切割（“incidere”）尸体，而不是像后来的莫干尼（Morgagni）那样解剖（“dissecare”），结果当然也相对粗略。

安东尼奥？贝尼维耶尼书中的一页，出版于1507年

　　有些比较有趣的病例值得一提：

　　第36例：一位姻亲吐出全部饮食，无法进食或服药，逐渐形销骨立，终至死亡。贝尼维耶尼“为了公众利益”解剖了尸体，发现其胃部硬结直达幽门，阻止食物通过。这个病例显然是梗阻性幽门癌。

　　第81例：“仅由风导致的死亡”（“ex solo vento mors subsequuta”）。此病例一切正常，只是内脏充满气体。半个世纪之后的多东斯（Dodoens）推定这是肠道充气，即鼓胀症。这一情况可能是麻痹性肠梗阻的一种，但它究竟是由未被发现的腹膜炎、肠系膜血管栓塞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远隔四个世纪的今天已无法判断

　　第83例：一名上了绞刑架的强盗死而复生，他再次犯罪被捕，这次真地被绞死。“震惊于此人之恶”，贝尼维耶尼写道，“他们（他的同伴）煞费苦心争取了一次尸检”，然后惊讶地看到一颗“塞满毛发的心脏（(cor pilis refertum)”。结合医学文献中记录的一个以往的病例，贝尼维耶尼和他的朋友们相信，这种情况不仅与大奸大恶的品行有关，同时也是“罕见的顽强的一种标志”。别忘了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此例毫无疑问是一种简单的纤维性心包炎，且当时肯定还有其他损伤，只不过被贝尼维耶尼的朋友们——也就是尸检的执行者忽略了。

　　第93例：“一位名为蒂亚曼提斯（Diamantes）的贵族妇女，被结石折磨，最近去世。”但这并不是贝尼维耶尼所熟悉的常见胆囊结石，本例中“结石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存在于胆囊，仅一颗除外，这一颗呈黑色，大小如同包在壳中的大干栗子；其他的都在膜层中，膜层悬挂于肝脏外，形成囊状。”这些观察十分细致，虽然发现这些情况不难，但能描述得如此准确实属不易。“像预期的那样”这一表述说明贝尼维耶尼非常熟悉普通胆石病。

　　书中提到的一件事很耐人寻味。一名病情不明的肠梗阻患者家属拒绝尸检，这令贝尼维耶尼沮丧不已（“Sed nescio qua superstition versi negantibus cognatis”）。显然，他常常能够成功令死者家属认识到查明病情的价值，因此偶然劝说失败才会如此郁闷。

　　并非所有描述都很清晰，如“存在于肠系膜静脉之间并将其堵塞的痂”。此例中，他看到的更可能是结核病或伤寒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而不是一般认为的肠系膜血管栓塞，后者更为罕见。对于增大的淋巴结或结节（皮肤肿块），贝尼维耶尼追随的古希腊人所倾向的解释是，凝固的体液阻塞了静脉（参见第二章的伽林）。

　　他必定将重点放在了明眼可见的现象上，而常常忽略了本质的损伤，多次将死后变化误认为病理损伤。他细心地注意到心脏“息肉”，如同其后将近三个世纪的病理学家一样，而这当然只是简单的死后血液凝块。我们不能在此耽搁太久，但应该知道他对以下情况都有精彩描述：可能由结核导致的髋关节脓疮；佛罗伦萨几位老绅士的老年性腿部干性坏疽，“希腊人称为坏疽的黑色溃疡”；几种疝气；瘘管，包括膀胱直肠瘘；肋骨溃疡；龋齿继发的颌骨溃疡；灼伤后的瘢痕；暹罗双胞胎；以及在外科上有价值的许多其他损伤。他是一名优秀的操作者，外科医生和病理学家一样，都会觉得他的书具有历史意义。诚然，对于观察到的病情，他的解释完全都基于陈旧的体液病理学，但他竭尽所能探索疾病所在的器官部位，却是前进了伟大的一步。

　　亚历山德罗？贝内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约1460—1525）与贝尼维耶尼同时代，普奇诺提（Puccinotti）认为他是贝尼维耶尼的学生。他是著名的帕多瓦解剖教研室的解剖学教授以及创办者之一，后来的维萨里、哥伦布、阿卡佩登特（Aquapendente）的法布里（Fabricius）与他的学生哈维（Harvey），以及更晚的莫干尼都曾为这间教室增光添彩。在克里特（Crete）任军医期间，贝内代蒂著有一书，书中有大量的原始记录，包括胆结石、心脏异位及其他病理学发现。后世的医学作家十分推崇贝内代蒂，他极大地深化了病理解剖的观念，足与贝尼维耶尼相提并论。另外，在瘟疫病毒的传播和梅毒的传染方面，贝内代蒂也有着令人瞩目的敏锐观察。

　　稍晚于贝尼维耶尼，我们迎来了重量级人物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1470—1550）。他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外科学教授，自诩解剖尸体过百，而根据奥尔巴特的说法，这其中有些可能是猪的。贝伦加里奥当然也解剖过人体，且满怀热情。他对蒙迪诺著作的评述是前维萨里时代解剖学的一部伟大作品，尤以其中插图最负盛名。书中提到了心脏扩大及其他身体异常。贝伦加里奥是本韦努托？切利尼（Benevenuto Cellini）的好朋友，后者直白地写道，达？卡尔皮是“一位声望极高的外科医生”，他“在治疗别的疾病的时候，也接收得了号称法国病的绝症患者”，当然收费很高，“这种病好发于牧师，尤其是那些富有的。”但是，诚实的切利尼补充道，在他离开罗马之后，“经他医治的所有病人都病得比他来之前严重一百倍，如果他还在这里，他铁定已经被杀死了”。但机智的贝伦加里奥已踏上旅程，在强调人体解剖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走了下去，如果不考虑他的治疗结果，那么就如拉耶（Rayer）所说，他以身作则促进了病理解剖学的发展。

　　同时期的吉罗拉莫？伏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医生、诗人、宇宙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病理学方面，他最受关注的成就，一是著有论述传染病的名著《论传染与传染病》（De contagion et contagiosis morbis et curatione），二是深入探讨了梅毒。书中明确定义了传染和传染病的概念，坚信斑疹伤寒和肺痨这两次大瘟疫的传染性本质。伏拉卡斯托罗难能可贵地指出了感染（他提到一种可传播的“病毒”）与酿酒发酵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巴斯德（Pasteur）早了几个世纪。

　　然而伏拉卡斯托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名占星家，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就梅毒这样明显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他一开始竟愿意相信，其诱因包括行星的恶性影响，尤其是火星和土星。梅毒在当时是一种蔓延迅速的瘟疫，且由于条件限制，人们即便没有忽略其性传播方式，至少一度是不确定的。一般认为该病起源于西班牙，由哥伦布的船员从美洲带回，其后之所以在意大利大暴发，是因为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围攻了曾是阿拉贡（Aragon）王朝属地的西班牙城市那不勒斯（Naples），他的军队中有西班牙雇佣兵。法国人将这种新的疾病称为“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人则以“高卢病”回敬之，后一称号显然流传更久。伏拉卡斯托罗在他的著名诗篇《西佛里斯──高卢病》（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中引入了“syphilis”一词，这是一位虚构的英雄人物的名字，他因亵渎太阳神而染上此病。十六年后的1546年，伏拉卡斯托罗发表了一篇更为严谨的散文研究，在文中明确强调了梅毒的性传播来源，并准确描述了该病的临床过程，从最初的生殖器官病变到后期的口腔、咽部及骨骼损伤。这之前的1532年，威尼斯的尼古拉斯？马萨（Nicholas Massa）已经描述过尸体中的梅毒瘤，称其为“白色粘稠物（materiae albae viscosae）”。

　　伏拉卡斯托罗同贝尼维耶尼和其他许多杰出的医生一样，详细推论了梅毒的来源，却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直到今天也没有更多进展。1495年是有名的一年，不仅那不勒斯，巴塞罗那（Barcelona）也经历了一次梅毒暴发，但苏德霍夫认为那不勒斯的那场瘟疫可能根本不是梅毒。鲁伊？迪亚兹？德？伊斯拉（Ruy D？az de Isla）或许是第一个提出梅毒来源于美洲的人，这个观点出现在他的一部作品中，该书完成于1510左右，但多年之后才出版。他声称，1493年哥伦布的船员从海地（Hayti）返回欧洲时，自己曾为他们治疗过这种疾病。新大陆伟大的历史学家奥维耶多（Oviedo）和拉斯？卡萨斯（Las Casas）也都支持梅毒来自美洲的观点。

　　另一方面，很多医学史家相信他们在1495年以前的医学文献中找到了关于梅毒的记载。十六世纪中期的多东斯（Dodoens）坚称，萨利切托（Saliceto）的威廉（William，1270）、伯纳德？戈东尼斯（Bernard Gordonius，十四世纪）以及塔兰塔（Taranta）的瓦勒斯卡斯（Valescus，1418）都曾描述过梅毒。但不论来源如何，这一疾病显然在十五世纪末期突然流行，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文明世界。梅毒引起的多种病变之间有着离奇的相异性，这着实给病理学出了一道难题，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而它的解决过程则涉及到许多著名人物，包括费内尔、巴累（Par？）、巴拉塞尔萨斯（Paracelsus）、朗契西（Lancisi）、莫干尼、约翰？亨特（John Hunter）和微尔啸（Virchow）。

　　人们常将十六世纪称为解剖学的世纪，却普遍忽略了这个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发展仅仅稍逊风骚。解剖在欧洲各大学的普及势必带来病理发现的稳步累积。

　　维萨里（Vesalius，1514–64）、哥伦布（Columbus，1516?–1559）、法罗比奥（Fallopius，1532–62）和欧斯塔希乌斯（Eustachius，1524–74）都有病理学的观察发现。维萨里熟悉主动脉瘤（该病最早的描述来自于蒙彼利埃的安托万？萨波塔（Antoine Saporta，逝于1573年）），并于1555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一位贵族身上诊断出这种疾病，这是一例活体病例。两年后患者过世，奥格斯堡医生完成尸检，确认了他的诊断。维萨里也曾进行多次法医尸检，按照申克？冯？格拉芬贝格（Schenck von Grafenberg）的说法，他曾有意将病理发现单独结册出版，或许已经完成了手稿。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这些手稿很可能是在他前往西班牙之前散失的，某次他情绪失控，焚毁了许多稿件。抱着这些手稿可能幸存的一丝希望，驻马德里（Madrid）的法国大使曾在1812年展开搜寻，但无果。维萨里的追随者欧斯塔希乌斯晚年被通风折磨，在某次记录病变的肾脏之时，他曾懊悔没有趁年轻力壮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病理解剖学研究，而仅仅关注了常规解剖学。

　　诚然，公开解剖的对象多数是被处决的罪犯，这些人在行刑时大都处于青壮年，身体健康。这样的来源本难以提供大量的病理解剖实例，尽管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现，贝尼维耶尼就曾遇到过（第83例）。但需知私下的掘墓解剖也并不稀少，死者死于“自然原因”，也就是疾病，解剖者如果足够敏锐，就会有病理解剖学的观察发现。最后是贝尼维耶尼所进行的这种尸检解剖，这种情况中，病人生命末期的临床信息是已知的。佛罗伦萨人成功获得尸检许可，提出申请即可获得保障，与现在完全一样，这说明，名医的尸检研究不再被外行大众视为亵渎神明。事实上，如果有需要，教会高僧的尸体也会成为尸检的对象。1410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在博洛尼亚离奇猝死，彼得罗？德阿格拉塔（Pietro d’Argellata）对其进行了尸检，后来还在他的《外科学》（Surgery）一书中描述了检查情况。

　　整体上，有关疾病引起的器质性变化，大量信息正在不断累积，成为伽林理论的佐证和外科观察的补充。第一位编纂这些新知识的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医学人物之一——亚眠（Amiens）的让？费内尔（1497–1558）。要说明这个世纪上半叶所取得的进步，对比贝尼维耶尼与费内尔的主要作品就是最好的办法，若说前者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勇敢先锋，那么费内尔则已成长为一位成熟的病理学家。

　　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于1479年出生在皮卡第（Picardy），早年爱好哲学和古代语言，一度也曾致力于钻研数学，加里森认为他后期的逻辑分类倾向毫无疑问与这种训练密切相关。他同时也学习医学，1530年当上医生，1534年成为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他的能力很快为他带来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其对象包括法国宫廷的贵族。他是普瓦捷（Poitiers）的狄安娜（Diana）的私人医生，后者是皇太子的情妇，皇太子继承皇位成为亨利二世（Henry Ⅱ）后，他成为国王以及著名的凯瑟琳？德？梅迪茜（Catherine de Medici）王后的侍医，在这对王室夫妇的所有行程中随侍。

插图V 让？费内尔（JEAN FERNEL ，1497–1558）

　　费内尔行医治病的工作已十分繁重，但在工作间隙，他仍然热忱而勤奋地收集整理希腊和阿拉伯前辈的医学知识，后果是他自身的健康不堪重负。他有时被称为法国的伽林，却也常被看作最早试图摆脱伽林束缚的人之一。在医学史上，他率先脱离古人的体液、气质和灵气学说，创建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病理学理论，所著病理学各论的组织方式几乎达到了现代水平。他的著作《通用医学》（Universa Medicina，1554）分为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三部分，成为整个欧洲的医学标准。

　　费内尔将疾病分为综合与特殊两种，前者发生的部位不定（“morbid incertae sedis”），后者定位于某一器官或部位。发热属第一种，另又细分为单纯型、腐败型和瘟疫型。为了条理清晰，特殊疾病也被分为三组：（1）影响横膈膜以上的部位，（2）影响横膈膜以下部位，及（3）外部疾病。他又进一步区分了（1）影响器官某一部分的简单疾病，（2）影响整个器官的复合疾病，以及（3）干扰部位之间正常关系的复杂疾病。

　　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也区分了症状和征兆，后者主要包括脉搏和泌尿异常。有一段时期，呆板的庸医仅凭肉眼观察患者的一瓶尿液，就煞有介事地诊断从失恋到麻疹的一切疾病。同时也是数学家的费内尔写有一篇题为“论尿量多寡之意义（urinae copia et paucitas, quid indicet）”的文章，强调尿量变化的意义，思想十分先进。他注意到泌尿与排汗的互补关系，以及肿瘤和结石对泌尿通道的阻塞作用。

　　费内尔的《病理学全七册》（Pathologiae Libri Ⅶ，1554）是第一部称得上病理学教科书的医学著作，在最后三册中，他简明扼要地汇编了当时有关病理器官异常的知识精华。此处我们只能就作品的组织结构作简短介绍。在脑部疾病的讨论中，他意识到髓质或脊髓受压迫可能是导致瘫痪的一个原因，但对此的解释基于体液学说，十分异想天开。他将肺部的空腔（“脓腔”）与脓疮混为一谈，可能是混淆了结核病与化脓过程。但在他的一部《医案》（Consilia）中，却有一则简短的尸检草案清楚描述了一例普通的慢性溃疡性结核病例。

　　胃部癌症被他归到“脓疮”一类，这个词在当时仍然是肿胀的通用名；书中还提到了肿瘤溃疡和腐蚀导致的胃溃疡。他按顺序分析了隔膜以下部位的疾病：胃，肝脏，胆囊，脾脏，肠系膜和“被称为胰腺的部位”，肠道，肾脏，子宫及其他生殖器官。最后一章讨论梅毒，对此费内尔可谓见多识广，事实上，在混乱的法国宫廷行医的人都不会对这一疾病感到陌生。他区分了梅毒的四种类型，提示了现代所划分的四个阶段。

　　他的描述中时而存在某些偏见，这意味着特定病情描述可能出自对假设而非实际观察。他将肝脏和肾脏的以下情形列为常见异常：“阻塞，硬癌性炎症，脓疮和溃疡”。这两种器官的排出通道被结石堵塞的情况，他显然都十分熟悉，而所述肝脏硬癌性炎症可能包括肝硬化，这点我们可以从“质地坚硬（praeter naturam durus）”这一描述中判断。但是他似乎并未过多关注肾脏的类似情形，这种情况虽然一次次出现在病理学家眼前，却似乎总能从他们审慎的检查中逃脱，直到理查德？布莱特（Richard Bright）的时代。按照费内尔的说法，“可判断为炎症的炎症，是罕见的”，这个观点很可能是从伽林那里直接搬过来的。他对子宫异常的描述涉及外科、产科以及尸检知识，十分详尽。

　　1567年，他对一名九岁女孩进行尸检并将其病况描述为“肠梗阻”，而实际情况毫无疑问是阑尾炎，这是1711年海斯特（Heister）发现阑尾炎之前，关于该病的唯一一例明确记录。他率先研究动脉瘤，是最早提出某些动脉瘤来源于梅毒的人之一。在癌症方面，他是一名彻底的伽林派体液学家，但已经了解到内部癌症的普遍存在。他将浅表的结节状物称为肉瘤（“sarcoma carius”），包括多种损伤，如溃疡愈合过程中的慢性肉芽组织、鼻息肉以及被称为牙龈瘤的颌部肿瘤。肉瘤一词的使用几百年来一直都十分随意。

　　总的来说他有着十分渊博的病理解剖学知识，虽然关于灵气中毒或体液病因的说法现在看来是无稽之谈，但他将疾病定位于实质部位，极大地促进了解剖学观察向更准确的方向发展。在知识的总结归纳方面，他远远超前于时代，作为当时的教科书，他的《病理学》并不逊色于两百多年后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的版本。他的同辈及下一代的追随者大都满足于堆砌观察结果，而并不将它们整理成体系，这点上费内尔可说是一览众山小。

　　当时的其他分类中，最重要的是巴塞尔（Basel）解剖学家菲利克斯？普莱特（Felix Plater，1536–1614）的版本。这位解剖学家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解剖尸体超过三百具，留下大量具有病理解剖学价值的观察发现。普莱特同时是一名执业医生，他也根据症状划分了疾病种类。他的病理学发现包括舌下结石、巨人症（身高九英尺的男性骨骼）、脑瘤、一名婴儿的胸腺肥大、肠道寄生虫，以及与终末期水肿有关的囊肿性肝脏和肾脏。他的著作被后世的汇编者大量引用。

　　同世纪的沃尔彻？科伊特（Volcher Coiter，1534–约1590）热衷于探寻病理解剖结构的成因。他生于格罗宁根（Groningen），后在纽伦堡（Nuremberg）行医，是法罗比奥的学生，自身也是一位杰出的解剖学家，曾多次力劝当局全力支持相关政策，对死于严重或疑难疾病的人进行尸检。他深信病理解剖研究的重要性，为此放弃了私人诊所，做了一名军医，以增长病理解剖领域的见识。病理学方面，他最突出的成就是描述了脑膜炎和脊膜炎。

　　同时期的意大利人、曼图亚（Mantua）的马尔塞洛？多纳托（Marcello Donato，十六世纪下半叶）同样坚定地支持尸检。其著作《可敬的医学史》（De medicina historia mirabili，曼图亚，1586）中有一段严肃的训诫，直白地陈述了病理学家长久以来的两个问题，值得在此复述，全文如下：“颁布尸检禁令的人应当认真反省其过错。病人死亡后，其尸体很快将成为蠕虫的食物，因此反对解剖病因不明的尸体对于这堆无生命的物质毫无意义，却对活着的人们造成严重损失；因为他们阻止医生获取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解救受类似疾病迫害的人。出于懒惰或抵触而宁愿停留在无知的黑暗中、不愿努力探索真相的医生同样应当受到谴责，这样的行为有愧于上帝、他们自己以及整个社会。”（摘自伦瓦尔的《医学史》，贡梅格尼译）。

　　这本书主要收集了其他人观察到的异常情况，包括贝尼维耶尼、维萨里、哥伦布、多东斯以及另外一些名气较小的人。这类汇编活动很快变得普遍。多纳托花了十一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且特别沉迷于一些离奇的故事，比如汗血和输尿管排出麦粒。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记录，其中有一例直肠癌记录，是关于这一疾病最早的准确的病理解剖学描述。患者是一名严重便秘的老人，其直肠连一根蜡烛也无法通过，尸检发现，直肠上部区域严重收缩，其中有一块突出的腺状肿瘤。

　　以上是新兴的病理解剖学在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发展情况，而在荷兰，以郎伯特？多东斯（Rembert Dodoens）和皮埃特？冯？弗瑞斯特（Pieter van Foreest）为代表的科学家也为这门新学科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多东斯可能更多地是以对植物学的贡献闻名，他是莱顿（Leyden）大学的植物学教授，那时候，植物学和解剖学的教授职位通常是合并的，在职者同时行医，这种情况在荷兰尤其普遍（参见后文中关于勒伊斯（Ruysch）的部分）。